民族植物学的发展过程始终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利用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探索密切相关。1895年，美国植物学家Harshberger首次提出“ethno-botany”（民族植物学）这一术语，将其定义为“研究原住民与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13]。早期的研究聚焦植物民族志记录与传统利用方式的整理，挖掘保存地方性植物知识。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与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深度融合，民族植物学突破“描述性研究”边界，从“记录经验”转向解析“人与植物”互动关系，用现代科学手段将传统智慧转化为生态治理、资源利用与健康保障，现已成为连接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传承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桥梁[14]。

药物美登素[15]和奎宁[16]的研发、哈尼族梯田[17]和非洲圣境的生态治理[18]等案例都证实了民族植物学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但学界对其内涵的界定仍停留在“植物利用与民族文化研究”，尤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语境下，其在服务人类生存（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健康安全、文化赓续）的独特性尚未充分阐释。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植物知识的流失、文化传承的断裂以及知识产权的争议，使民族植物学的发展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也进一步凸显重新探讨其学科定位与内涵、明晰其未来发展方向的迫切性。

本文以“人与植物”的互动关系为主线，从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视角重新审视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定位与属性，梳理其研究原理和范式的演化脉络，系统论证其在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以期在澄清学界将民族植物学视为“仅仅记录传统植物知识”或“描述性研究”的认知误区的基础上，揭示其作为“生存科学”的现实意义与未来潜力，进一步凸显民族植物学在全球科学体系中支撑人类生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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