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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植物学

浅谈中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思路和理论假设

日期:2026/10/17 10:26:30 来源: 生物多样性 作者:耿彦飞, 王雨华 浏览次数:20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探讨人与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自1982年引入中国以来,该学科在国内也如同在国际上其他地区一样,开展了大量的描述性研究。为了推动民族植物学成为一个由假设和理论驱动的学科,本文在对国内外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基础上,结合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重新梳理了中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思路,并汇总了民族植物学研究可以参考的15个理论假设。民族植物学研究通常采用从人出发和从植物出发的两种研究范式,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工具,按照“描述—解释—应用”三步走的研究思路开展。在解释阶段,为了更科学地阐释人与植物的相互关系,可以依据以下理论假说从人与植物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从人的角度出发的理论假说包括生存假说、泛灵论、文化适应假说、生态位假说、人口特征假说、社交网络理论、城市化假说等;从植物角度出发的假说则包括生态显性假说、生态冗余假说、协同进化假说、边缘效应假说、多功能性假说、多元化假说、象形假说和亲缘假说等。理论假设是帮助我们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工具,依赖多种工具进行多维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是未来民族植物学发展的趋势。希望本文总结的民族植物学理论假设能为未来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这个术语由John William Harshberger于1895年12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协会的一次讲座上首次提出, 该讲座的文稿于1896年3月在Botanical Gazette杂志上正式发表(Harshberger, 1896), 标志着民族植物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最初, 民族植物学被定义为“研究原住民利用植物的科学”,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民族植物学逐渐演变为研究人与植物(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尽管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 但人类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却有着数百万年的历史。民族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Edmund Wade Davis将其称为“An old practice, a new discipline”, 即“旧经验, 新学科” (Davis, 1995)。

 

1982年, 我国首篇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裴盛基, 1982)正式发表, 标志着民族植物学正式引入中国。1983年, 盛诚桂(1983)撰文呼吁国内植物学家关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1984年, 世界上第一位蒙古族民族植物学家陈山再次强调重视民族植物学的发展(陈山, 1984)。1987年, 裴盛基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建立了我国首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 开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先河。自1998年开始, 许建初、淮虎银和哈斯巴根等开始把定量方法引入到国内民族植物学研究中(许建初, 1998; 淮虎银等, 1999; 淮虎银和裴盛基, 2003; 淮虎银和哈斯巴根, 2006)。2007年12月, 我国首部系统性民族植物学专著《民族植物学》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裴盛基和淮虎银, 2007)。2008年, 龙春林(2013)提出了“现代民族植物学”的概念, 提倡利用分子生物学、药物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解决民族植物学问题。2017年12月, 《民族植物学常用研究方法》出版, 介绍了民族植物学研究常用的野外调查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等29个方法(王雨华和王趁, 2017)。40年来, 我国民族植物学在食用植物、药用植物、护肤植物、染料植物、能源植物、传统生态知识、历史文献研究等方面共发表科技论文近千篇, 出版专著30余部, 为农村脱贫、社区发展、植物产品开发和自然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官华和龙春林, 2019; 程卓等,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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